徽派版畫雕刻是明代中葉興起于徽州的一個版畫流派,是徽籍畫家、刻工通力合作的藝術結晶。它以白描手法造型,富麗精工,典雅靜穆,抒情氣息濃厚。明代徽籍著名畫家丁云鵬、吳廷羽、鄭重、雪莊等,都曾為版刻繪畫。徽派版畫的刻工,往往也是畫家,深諳繪畫意境,刀法技高一籌。明代,歙縣虬村黃姓刻工人才輩出,獨傲藝林。從明正統至清道光間,黃姓刻工插圖刻畫的圖書達240余部。明末,流寓南京的休寧人胡正言,創“拱花”套印技法,印制的《十竹齋畫譜》、《十竹齋箋譜》,開創了古代套色版畫的先河。
徽派版畫:肇端于墨模鐫刻,明萬歷年起,墨模中墨面圖案的鐫刻技術,逐步移植到版畫鐫刻上來,遂形成徽派版畫,至清初,發展到高峰,在海內外獨步一時,產量之多,種類之富,技藝之高皆達到空前的地步。徽排版畫的藝術特色,是依靠白描手法來造型,線條細如毛發,柔如絹絲,一掃過去粗壯健雄之風,適應明中期以后的社會風尚,以工整、秀麗、縝密而嫵媚的情調見長,抒情氣息濃厚。技法上舍棄大面積的黑白對比,以線條的粗細、曲直、起落、翻簡、疏密、來表現事物的遠近、體積、空間和質量的關系。徽排版畫的經典之作很多,如黃應泰明萬歷元年(1573年)雕版的《帝鑒圖說》等等。到19世紀中葉后,隨著近代西洋版畫傳入中國和近代印刷術的興起,徽派版畫才漸趨于消沉。
徽派刻書:在我國雕版印書史上,明代徽州刻本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。徽州刻本的歷史自南宋始,至明初已有相當規模,其時歙縣“刻鋪比比皆是,時人有刻,必求歙工”。徽州自朱熹之后,文書漸開,學風很盛,讀書藏書之家日漸增多。尤其在明中期以后,徽商崛起,刻印書籍成為社會百業中一個獲利豐厚的時髦行業,在財力雄厚、經營有術的徽商開發下,徽州刻書業更為迅速發展起來,使徽州成了全國四大刻書中心之一。徽州刻本可上與宋板比美,下與蘇杭爭價,很快躋身于全國刻書業的前列。
徽派印章:早在先秦時代,我國就產生了金石藝術。秦始皇統一六國后,規定天子印章稱“璽”,臣民印章稱“印”。徽派篆刻,始于休寧人何震,尤以晚清黟縣黃士陵崛起,創“黟山派”。
新安理學是中國思想史上曾起過重大影響的學派,而在新安(后稱徽州)的傳播和影響尤深,世稱“新安理學”。理學的奠基人洛陽程顥、程頤和集大成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歙縣篁墩(今屬屯溪),故其為“程朱闕里”。
朱熹提出了“天理”、“氣”、“格物致知”、“知行為一”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疇。他認為“理”是至高和包羅一切的,故稱“理學”。他所說的“理”,實際上指封建倫理綱常。而且認為“理”是永恒存在的,企圖使封建倫理永恒化。他還認為理和氣不能相離,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關于理氣關系的學說。朱熹廣收弟子,親自講學,門生遍布各地,有學術成就、政治建樹者頗多,這使朱熹學派成為理學史上最有勢力的學派。他曾三度回徽省親,每次逗留數月,所以徽州從其學者甚眾。程朱理學成為徽州正統的學術思想,徽州學者對程朱理學更是信奉不移。
新安理學的主要著作,有解釋程朱理學命題的《性理字訓講義》、《太極圖書》、《近思錄注》,闡發程朱學術思想的《四書發明》、《書傳纂疏》、《禮記集成》、《六典撮要》等。從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間,新安理學在徽州維系了600多年,對徽州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。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理學名著,亦是朱熹最有化表性的著作之一。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的內容包括《大學章句》1卷,《中庸章句》1卷,《論語集注》10卷,《孟子集注》7卷。朱熹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撰寫和反復修改四書的注釋,經過40余年的研究探索,到70歲臨死前一天還在修改四書《大學》誠意一章的注釋。他認為“四書”完整地代表了由孔子經過曾參、子思傳到孟子這樣一個儒家道統,而二程和自己則是這一久已中絕的道統的繼承和發揚者。因此,他費半生精力為四書分別作了注釋,給《大學》區分了經傳并重新編排了章節,還將四書作為一部“套書”刊行,“四書”之名由此始定。注釋中多發揮理學家的論點,較系統地反映朱熹作為集大成者的理學思想。明清統治者重視理學,《四書章句集注》成為官定的必讀注本和科舉考試的依據。《詩集傳》、《詩經》注本,南宋朱熹撰,全書原20卷,后人并為8卷。其書采雜古人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之說,并間用齊、魯、韓三家詩義,但均以自己的理學觀點為標準加以取舍,言其旨在探求《詩經》的本義。也因此,所作解說與《詩序》頗多不同,對破除盲目崇信《詩序》的觀點起到一定的作用。《周易本義》闡釋《周易》的專著,南宋朱熹所撰。共12卷。《朱子語類》理學家朱熹講學、答問語錄的分類匯編。《書說》吳昶的理學著作。吳昶(?—1219),字叔夏,南宋歙縣人,朱熹門下卓有成就的學生。他的《書說》,直評四書經傳,與漢唐古文經學重訓詁義疏的傳統背道現時馳,拋開傳注,借助經文,參以個人體會和一已私見,從中探求性命義理之說。《易原》理學著作,南宋學者程大昌撰。程大昌(1123—1195),字泰之,休寧縣會里(今洪里鄉)人。《四書通》理學著作,元代胡炳文撰。胡炳文(1250—1333),字仲虎,號云峰,婺源人。《易學啟蒙翼傳》理學著作,元代胡一桂撰。胡一桂(生卒年不詳)號雙湖,婺源人。《元史儒學傳》載有其事跡。胡一桂之交胡方平曾作《易學啟蒙通釋》,一桂更加以推闡明辨,故曰“翼傳”。他寫此書的目的,在于弘揚朱學。《書傳纂疏》理學著作。元代著名學者、教育家陳櫟撰。休寧縣人。《書傳纂疏》是陳櫟的代表性著作,此書就儒學流蹤,將歷代名家的意見加以纂疏,凡數十萬言。《春秋經傳附錄纂疏》理學著作,元末明初理學家汪克寬撰。祁門縣桃墅人。《春秋經傳附錄纂疏》是汪克寬的理學名作,凡30卷。他取孔子手筆之《春秋》,博考諸說之異同,研討眾說,薈萃成書。明大學士程敏政稱贊他“六經皆有說,而春秋獨盛,平生皆可師,而出處尢正。其道足以覺人,其功足以衛圣”。《新安學系錄》理學著作,明代休寧縣人程瞳撰。此書由程顥、程頤起,至明弘治年間止,共記錄了112位新安理學家的事跡和主要學術觀點,是對新安理學家進行系統介紹的第一部專著。
唐代以后,徽州文化開始昌盛,研究醫學的也逐漸出現。到明、清時代,名醫輩出,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大好形勢。根據不完全的統計,自宋代至清末,共有名醫466人,其中197人撰寫了355部醫學著作,為發展祖國醫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。
新安醫學的發展,大體上分為兩個時期。
一、興起時期。唐代,吳人楊玄操任歙縣蔚,對《難經》進行注釋工作,是三國事吳太醫令呂廣注解《難經》的繼起者。又歙西七里頭圣僧庵慧明,精研醫學,時稱“圣僧”。從宋神宗原豐年年間至宋末(1080---1276年),新安有名醫14人,有2人寫了3部醫學著作。歙縣張擴(1054---1102年?),從學于湖北蘄水龐安時,隨后又到四川向王樸學習脈訣,于是醫名大振。他享年四十九歲,從事醫學活動約在1080—1102年間。張擴之學傳弟張揮,又傳子張師孟。張揮再傳于子張彥仁,繼傳于孫張杲,仰承俯授達110多年,成為新安第一代名醫世家。張杲以儒醫著稱于世,究心醫學五十余年,于南宋淳熙十六年(1189年)寫出了新安第一部醫學著作——《醫說》10卷。此書博采宋以前古代醫書案而成,記敘了從三皇到唐代名醫110多人的臨床治驗,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史傳記。明`天啟三年(1623年)再版時,田啟亮譽之為“醫林之珍海”。此后,婺源名醫程怒倩(著《醫方圖說》),歙縣御賜“醫博“黃孝通,休寧吳源,婺源江,程約、馬荀仲等相繼涌現,為新安醫學的興起揭開了序幕。
到了元代(1277~1367),共有名醫12人,有4人寫了6部醫學著作。歙縣翰林鮑同仁撰《通元旨要》、《二賦注》、《經驗針法》、吳以凝撰《去病簡要》27卷,婺源太醫王國瑞撰《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》一卷(現均為四庫珍本)。此外,休寧太醫提舉程深甫,郡醫學提領范天錫,醫學教授馬蕭、張良卿和祁門名醫徐存誠等,均相繼馳名于時。
明初至正德末年(1368~1521年),共有名醫21人,其中有9人寫了11部醫學著作。歙縣程宏賓有《傷寒翼》,汪源有《保嬰全書》、許寧有《醫學倫理》等。休寧程充輯成《丹溪心法》五卷,使丹溪學說在新安發生了很大影響。歙縣程頡階撰有《松崖醫徑》、《醫論集粹》、《脈法指明》,其兄程階撰有《太素脈決》、《經驗方》,太醫陸彥功于弘治十年(1497)撰寫《傷寒便覽》十一卷,新安劉錫于正德五年(1510年)撰寫《活幼便覽》,休寧吳顯忠則撰有《醫學權衡》。在這一百五十多年中,新安醫學較宋、元時期,有稍有發展。
二、全盛時期。明嘉靖至清末(1522~1911),新安醫學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時期。這時候醫學名家大量涌現,紛紛著書立說。從嘉靖至清末(1522~1911年),即有名醫137人,有45人撰寫了96部醫學著作。祁門汪機以畢生精力研究醫學,寫出了《石山醫案》、《續素問鈔》、《醫學原理》、《外科理例》、《針灸問對》等著作13部76卷、歙縣江顴編成了我國第一部《民醫類案》12卷,吳昆之老師徐午亭撰寫了《諸癥析疑》、《余午亭醫案》。此外還有:休寧方廣的《丹溪心法附余》二十四卷(1536),祁門汪宦的《醫學質疑》,陳家謨的《本草蒙筌》,徐春圃的《古今醫統大全》100卷(1566),休寧孫一奎的《醫旨緒余》、《赤水玄珠》、《孫文垣醫案》,歙縣方有執的《傷寒論條辨》8卷(1589),吳琨的《素問吳注》24卷(1594)和《脈語》、《醫篡》、《醫方考》,以及婺源江時途的《醫學原理》30卷、《丹溪發明》5卷等。大量的醫學著作問世,使新安醫學為之一振。
從清代來看(1644~1911年),新安醫家進一步開展了學術爭鳴。在這268年中,涌現出名醫281人,有136人撰寫了239部醫學著作。著名的醫家有程敬通、程應樂旌、鄭重光、程云來、汪昂、程國彭、鄭海澗、程杏軒、汪鈸、許豫和等人。許多醫學著作在全國都有一定影響,其內容有醫學經典的注釋,理論的發揮,診斷、方藥、運氣等方面的學說,而且內、外、婦、兒、傷、后、眼、針灸、推拿等各科,無不具備,在新安醫學史上出現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。汪機、吳謙分別被譽為明、清四大醫學之一。徐春圃的《古今醫統大全》、程杏軒的《醫述》等,已被列為中國十大古代醫著。
汪機提出“調補氣血,固本培元”的醫學思想,開創了新安醫學的“培元派”先河。方有執認為張仲景《傷寒論》垂世遠久,當有錯簡,竭20余年之精力,尋求端緒,撰成《傷寒論條辨》,稱為“錯簡派”之組。喉科名醫鄭梅澗父子用養陰清潤之法,治療白喉,開創了喉科醫學史上的“養陰清潤派”。徐春浦發起組織的“宅人醫會”,是中國最早的醫學學術團體。這些成就在新安醫學乃至整個中醫學的繼承和發展中,都起了很大作用。
新安醫學專科齊全,世代相傳,形成很多的“家族鏈”,至今不息。如始于南宋的“醫博”黃孝通的“黃氏婦科”,至今已有二十五世,代不乏人,延續至今的還有明代余午亭和吳正倫創辦的“內科”,清代王雪健創始的《新安王氏醫學》、鄭于豐、鄭于蕃創始的“南園喉科”、“西園喉科”等。這些專科,內容豐富,經驗獨特,在中醫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隨著新安醫著的外傳,還對日本、朝鮮及東南亞各國的醫學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。
新安醫學主要著作:《醫說》宋代歙縣人張昊撰,新安醫學的經典著作。
《眼科寶籍》明代著名醫學家程玠(歙縣人)著。
《石山醫案》明代汪機(祁門縣城人)著。
以及《名醫類案》(我國第一部總結歷代醫案的專著)、《本草蒙荃》、《慎齋遺書》、《古今醫統大全》等等。
現存最早載有大量醫學史料之著述——張杲與《醫說》張杲,字季明,南宋歙縣人其伯祖張擴受業于龐安時,祖張揮,父張師孟均業醫。張杲行醫五十余年,為了弘揚軒吱及古來名醫之道,將古來醫者,醫案匯集為《醫說》于1189年刊行。是書十卷,內分四十七門,總論名醫110多人.首七門為醫書總敘、針灸、診視之類,次分雜證六門,次婦人、小兒二門,次瘡及五絕、痹疝三門,而以醫功報應放卷末。有評論,有本人實踐附后,取材較豐富。還收載了古代一些不太公開的處方,對保存和傳播古代醫籍起了一定的作用。雖在張杲之前有唐代甘伯宗的《名醫傳》,但原書已失,故《醫說》是我國現存最早載有大量醫史人物傳記和醫學史料的書籍,也是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新安醫學著作。該書東傳,朝鮮李斯王朝成宗十五年(公元1488年)曾刊行,日本萬治二年(公元1659年)也刊行。因此《醫說》也是最早流傳國外的新安著作。
第一部注介醫方之專著——吳昆與《醫方考》吳昆,字山甫,別號鶴皋山人,明代歙縣人。15歲時從歙縣余家山余午亭學醫。臨證16年,體會到生搬硬套地用古人成方治疾,不僅療效不顯,而且容易誤病殃人,用古方必須要掌握方義和加減進退的規范。于是“取古昔良醫之方七百余首,揆之于經,酌以心思,訂之于證,發其微之,編為六卷,凡二十門,題之端曰《醫方考》”。
最早提出“新安畫派”名稱的是清朝康熙所間的藝術理論家張庚,張庚之后,人多沿用,“新安畫派”遂成定稱。新安畫派成員眾多,力量雄厚。畫藝可觀者近80人,其中卓然自成一家者約有20人,分為四個層面:先驅程嘉燧、李永昌、李流芳;畫派領袖僧漸江;鼎盛期主要成員方式玉、王瘭素、吳山濤、程邃、汪家珍、戴本孝、吳龍、順田生、程正揆、鄭旼、汪之瑞、孫逸、查士標、汪洪度、雪莊;現代后繼者黃賓虹、張氏三雄張翰飛、張君逸、張仲平等人。
新安畫派是明末清初活躍于安徽南部(今黃山市一帶)的繪畫流派。現黃山市原稱徽州,秦、晉時設新安郡,新安江又是這一帶的重要河流,故又常以“新安”稱之。明代的丁瓚、程嘉燧、李永昌等新安畫家,崇尚“米倪”之風,枯筆皴擦、簡淡深厚,當為新安畫派的先驅。
漸江是新安畫派的領軍人物。清初張庚《浦山論畫》云:“新安自漸師以云林法見長,人多趨之,不失之法,即失之疏,是一亦一派也。”而在此之前,詩人、金石家王漁洋(士禎)即謂:“新安畫家,多宗倪、黃,以漸江開其先路。……與查士標、汪之瑞、孫逸稱為新安四家。”
徐衛新《黃山畫人錄》云:明清以降,因政治的、歷史的、文化的、經濟的諸種因素,尤其以徽商的興旺發達,在黃山腳下這片古老而又生機勃勃的徽州土地上,眾多的先賢為豐富中國文化藝術寶庫做出了卓著的貢獻,其中尤以書畫篆刻藝術最為突出。以漸江、查士標、程邃、汪無瑞、汪家珍、雪莊、鄭旼、吳山濤、姚宋、祝山嘲、方士庶、汪梅鼎等代表的新安畫家,沖破了以“四王”為代表的正統派“步履古人,摹仿逼肖”的摹古風氣,高揚“師從造化”的大旗,以變幻無窮的黃山為藍本,將中國山水無盡的情趣、韻味與品格生動地表現在尺幅之間,并且在結構與技法上亦打破了四王“三疊”、“二疊”等陳陳相因的公式,一反柔媚甜俗、奢靡華貴之氣,開創了一代簡淡高古、秀逸清雅之風,形成了中國繪畫史上著名的“新安畫派”。
樸學又稱漢學,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,解經由文字入手,以音韻通訓詁,以訓詁通義理。明末清初,有深厚理性思維功底的歙縣學人黃生由訓詁入手治學,撰《字詁》、《義府》,開徽派考據學之先河。以后則有婺源縣的江永,以及他的學生程瑤田、戴震、金榜等,都是徽派樸學之佼佼者。在中國經學史上,徽派樸學被稱為皖派,其治學方法影響深遠。徽派樸學的集大成者是清中葉休寧縣戴震(現屬屯溪區隆阜鄉人),他是中國清代著名的思想家、學者,"乾嘉樸學"的代表人物。中國近代的經學大師吳承仕(歙人),則是徽派樸學的著名繼承者。
明末清初,本縣潭渡人黃生,提倡讀書,重視考證辨偽,著有《學書》四部,于"六書"多有闡發,每字皆見新義被稱為皖派樸學的先驅者。
清乾隆年間,本縣"不疏園"成為皖派樸學的發祥地和習研交流中心。"不疏園"位于鄭村西溪,是儒商汪梧鳳住宅的一部分。園內有豐富的藏書,是文人、學者讀書、游息的好地方。皖派樸學奠基人江永曾在這里講學、授徒六、七年之久,皖派樸學集大成者戴震和本縣樸學家程瑤田、金榜、汪肇隆等都在這里拜他為師。戴在入京前曾兩館"不疏園"。汪中,黃仲則等人亦常來此聚會,"誦習有詩書,切磋有師友",對皖派術學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正如學者汪灼(汪梧鳳之子)所言:"先生(戴震)名成于徵聘,而學之成原于兩館余家"。程瑤田治經注重實學,以實物證實史料,開始了史料同考古學相結合的新階段。著有《通藝錄》26種,其中《果裸轉語記》以演繹方法,從音義上推論出一系列相因的語轉各記詞,于古今文字孳乳繁衍滋生之跡均彰示無遺,使人知語言是一個系統,文字可緣類而求。它標志著訓詁學進入一個新階段,同時也是聯綿詞研究科學化的開端。金榜精研"三禮",著有《禮箋》10卷。
本縣皖派樸學家還有凌廷堪、汪菜、江有誥、程恩澤等。凌廷堪精研經史,于六書、音律,中西歷算及古今沿革,無不深究。他指出,西方天文、算學,皆得之實測,不可因漢儒未言而予排斥。著有《禮經釋例》、《燕樂考原》、《梅邊竹笛譜》,汪菜繼承戴震、程瑤田,深研經學、算學,著有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衡齋算學》等。江有誥繼承先輩,在音韻方面有重大發展,著有《音學十書》。程恩澤、系凌廷堪的入室弟子,學力厚實,思想敏銳,他把皖派樸學推廣到西南地區,并把考據學同金石學結合起來,提出"正究乃稗,稗究乃注,注究乃金石"(《程侍序選集》卷七)的主張,促進了皖派樸學的發展。
皖派樸學的發展到后期,因繁瑣考據,唯漢是求,研究內容脫離社會現實,弊端日益顯露。民國年間,經學大師吳承仕繼承皖派樸學的治學方法,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,研究"三禮"和古文字學,發表了許多頗有新意的文章,如《三禮名物》等。
樸學又稱"考據學",針對理學的空疏而言。治經之學(經學)有理、樸之另。樸學主張學問生史實依據,解經由文字入手,以音韻能訓詁,以訓詁能義理。新安了理學培養了徽州文化的深厚的理性主義傳統。明末吸初,歙且潭渡人黃生則由訓詁入手治學,撰《字詁》,窮研文字聲義相應之奧;又撰《義府》,詳細考論經、史、子、集,辯證(辨偽考證)精核,開清代徽派考據之先河。較黃生稍晚的婺源人江永,一生潛心著述與教學,常識淵博,尢?quot;三禮",有《周禮疑義舉要》、《禮記訓義釋言》、《深衣考誤》等著作。同期的歙縣人汪紱,雖學無承師,但聲音以考據治經,與黃、江同為徵派樸學的早期學者。《近思錄集注》,《近思錄》的注本,為樸學著作,清代江永撰。江永,婺源縣江灣鄉人,著名學者和教育家。《禮書綱目》樸學著作,清代江永撰。《群經補義》樸學著作,清代江永著。《孟子字義疏證》樸學名著,清代大學者戴震撰。《屈原賦注》《楚辭》汪釋著作,是清代戴震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撰成。《通藝錄》清代樸學大師程瑤田的著作匯編。